《南方人物周刊》评出当代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５０人，首先让人不明白的是名单如此之长，据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公共事务任由大众以及学者们评说的国度，被“公”认为“知识分子”的也只有寥寥数人，一家创刊不久的杂志就开始从事“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发生意，不免令人既惊且喜，感慨于我泱泱中华，连“公共知识分子
什么东西多了都不免要贬值，尤其是这“公共”名单里混入数位通俗读物作家，或许会让那些自视为“金牌货”――原装正版品牌知名的专家学者稍感尴尬，似乎被不良商家与仿冒品放在了同一个柜台。至于细细拜读这份名单，不明白这些人所“影响”的到底是“当”哪个“代”的中国，以及他们都通过什么影响中国的“公共”事务才戴上“公共知识分子”之桂冠，反倒是小事。于是就有人追问，有人质疑，于是就传出话来，说这类评选，基本上只是为了服从于媒体自我拉抬人气的需要；这让我们记起这家媒体的东家，当年办过一个类似的评选活动，果然也闹出了一些动静，但结果也让人感到有些灰心。
如上所述，这家杂志的评选，只不过是一批好事者玩的排排坐吃果果的小把戏，当不得真的，但既然评选的结果被公之于世，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入选者与自以为应该入选却未入选者的议论。这些议论，多数集中在哪些人应该当选哪些人不该当选或者哪些人应该当选却没有当选，也即人选之争。人选之争自有其价值，确实，假如真要计较评选的标准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简直让人一头雾水。杂志公布评选结果时附加了一篇语调壮怀激烈的说辞，宣布他们的评选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评选出的那５０名，却又如此杂乱无章，或者说句文绉绉的话：“见仁见智”。
以金庸老先生为例，他在“当代中国”固然拥有无可比拟的最广泛的读者群和拥趸，对他的文学成就，尽可以往大师的份上靠，但要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显得很勉强；老先生自己是很希望“公共”的，甚至还想当然地以为他因为热爱历史且写过历史题材小说就能够荣登著名历史学家之列；因为曾经为自己办的报纸写过国际政治方面的时评就成了著名国际政治专家。但是要论及他在“当代中国”的行状，一定要说他“公共”，只是十五年前有段时间说了几句与“公共”相关的话而已。然而，当时的香港，谁又不“公共”呢；况且，那个时候在香港“公共”一番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就更可疑。
所以我很不理解金庸老先生如何就被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了，就像不理解与之类似的一些艺术家和“前”学者一样。但，这并不表示我就能够理解那些频繁地在公共领域出没的写手或思想搬运工的社会价值。议论公共事务，尤其是偶尔对公共事务谈点个人的看法，表达自己的个人立场，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读书人，不管他是否自命为“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予以相当高程度的关注，还远远不足以让人敬仰，更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壮举，这样的关注，包括因为关注而发的各种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时举止失措的批评，或许――甚至在一些人身上更经常地――纠集着对自身境遇的不满，假如仅仅停留在客厅沙龙之内同好间的相互交流，当然不失为极好的谈资，如果能添加上或风趣幽默或躁动煽情的表达就更精彩――在当年法国小说家的想象里，满腔热血憋着无处发泄的青年革命家就靠这样的高谈阔论征服了美丽且出手阔绰的贵夫人，从此以后就给热血青年们打开了无限的憧憬空间――但假如类似于热血青年般的议论，哪怕是愤懑，要转化为面向大众的发言，恐怕就应该十分谨慎，就像你在自己家里时尽可以蓬首垢面坦胸露怀，但要去公共场合，就要仔细想想这样是不是会有碍观瞻有辱斯文。
换言之，知识分子固然不能自私狭隘地龟缩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刻意回避各种各样的公共话题，但是拥有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对公共话题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令自己成为有资格对这些事务表达专业见解的专家；一个自命为或者被大众媒体钦封为知识分子的人，他在涉及公共事务时的立场、观点与见解可能高于一般民众的认识水平，尤其是他的表达会更具修辞学上的魅力，但假如他在所讨论的领域内并不具有真正专业水平的把握和洞察力，或者是虽有见解却未经深思，尤其是受到相关背景、信息掌握多寡程度和近期研究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这样的谈论实在太容易演化成为针对社会不良现象而引发的浅薄牢骚，以及有关公共现象的街谈巷议；尽管其中极可能饱含着正义感和热情，却未必真正有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随便举个例子：郑也夫先生喜欢足球并且经常写些有关足球的精彩文章，但我还是更愿意称他为知识分子足球迷而非足球知识分子。假如我们误以为他为中国足球的崛起呐喊与献计献策，那些因痴迷足球而发的球迷水平的议论，真有助于国家足球队的比赛或训练乃至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以为他比起从国家级到省级足球队的教练及资深运动员更懂足球，那就是在污辱足球界的所有从业人员，同时，污辱我们自己对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理解水平，恐怕连郑先生自己也不会同意对他这样的“追捧”。如果我们非要以为知识分子多读了几本书且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进言”与“参与”，就必然会在所有方面都高出凡人一等，那更是一种十足的迷信。
毛泽东当年曾经号召“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果然，现在的知识分子比从前更关注公共事务并且愿意对公共事务发言了，那又如何呢？千万不能像居委会大妈――大妈们之所以容易受居民爱戴，不是由于她们比一般居民懂得更多，而是由于即使不无让人生厌之烦，人们毕竟不能无视她们的古道热心肠。
所以，让我们首先向那些满腔热情地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们致敬，然后冷静冷静，权且把他们的教训当作建议之一种，先回来听听专家们的意见。在分工如此细密的现代社会，在大多数领域，要想听到一点管用的真知灼见，都要依赖经过专门训练的具备专业素养的学者，要有这个领域内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不能仅仅依赖业余时间对此略感兴趣而玩票的外行。梁思成早在五十多年前就提出要保护北京旧城，是由于他在建筑学方面的积年研究；黄万里之所以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是由于他是一位资深的水利专家。就连陈寅恪那句被当代人当作格言般引用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是值得追寻的社会理想，究其本意，原是为“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
因此，按照知识分子们对于公共事务的兴趣主导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大抵只是一场闹剧，即使是善意的闹剧也罢。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必须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内学有专长的专家，然后才有资格对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公共事务发言并且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专业见解。没有“知识”，如何“公共”？一个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向社会证明他具有超乎一般公众的智商与能力时，他在某个专业领域内的成就，固然是对其进行验证的重要指标，但即使他的智商与能力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指斥天下。退一步说，针对重大的公共事务（比如面对极权、战争及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的抗争）每个人当然都可以且应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道德立场，但是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表达自己的立场时，并不能等同于表达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就像声称能够提供所谓包治百病的药方的，多数只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的江湖郎中，面对所有公共事务都要充内行甚至扮演专家角色的“知识分子”，恐怕多数也与之类似。我们常在大众媒体上看到这样一类人，他们在任何领域都在寻找机会，以导师的口吻教训芸芸众生，有时甚至毫不避讳地集体出动有如一个好为人师的兴趣小组，然而这样的万金油，往往在任何专业领域内都不足称道，因此他们的见解充其量只能及于“学术票友”的水平；如同王朔所说，无知者无畏，在很多场合，恰恰由于他们不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专家，因此更加急于和敢于在任何公共事务领域发表言论，于是，追求“公共”成为缺乏“专业”的遁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简直就成了“业余知识分子”的雅号。可叹这类因为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而只剩下他们对“公共”事务票友般的盎然兴趣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出现在《南方人物周刊》的５０人之大名单里。
我们也不能将勇气和胆量当作公共知识分子的指标。无论是对《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公共知识分子５０人的赞扬还是批评，都涉及到对这一举动勇气层面的评价，假如我们不幸处于言路不够开阔的时间与空间，面对某些公共事务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确实需要对个人风险的某种程度上的担当；因此，我们有十二分的理由为这个时代仍然拥有一部分能够勇敢地面对某些敏感公共事务大胆发言的知识分子而感到骄傲，给予他们非常的尊敬，将他们奉为知识分子乃至公众的楷模，这样的知识分子在５０名中当然有不少。但矫正社会不良风气、推动历史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决不止于勇气和胆量。多数情况下，现代社会公共事务领域更需要的是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建设性的方略与对策，而不是“职业反对派”冲动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历经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正缘于一百年来主导社会变革的，主要是那些徒具浪漫主义气质而缺乏专业素养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常常以其勇气与胆量自诩，同时却粗暴地拒斥专业知识分子理性的金玉良言。历史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会去记取？
诚然，我们可以用最大的善意，谅解那些在自己全然外行的公共事务领域放言高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浅薄的媒体，埋怨这些媒体为了达到吸引公众眼球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成天只盯着很少几位在江湖上行走的名家，甚至胁持他们去公开谈论他们自己本不擅长的话题；我们可以这样说，许多在公共领域说了露怯的话的专家学者，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缺乏自知之明，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愿意在他们其实很无知的领域内发一些票友水平的牢骚，他们只是被媒体利用和绑架了。但即使这样，我们至少有权要求知识分子们有起码的自重，不要因为经常客串于非专业领域而自我陶醉，要求他们至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场合，只能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发言。
知识分子当然应该而且必须面对公共事务发言。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精华之一，是“稷下之学，不治而议论”的真谛。但再说一遍，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假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放言的勇气，未见得真能于国家及社会有以补益；与其以有其用之身，做此无益之事，还不如退回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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